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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父亲朱雯:翻译就是他生活的全部

/2019-04-05 12:51

  从我记事起,只要见到父亲,他总是坐在书桌旁,面前放着好多书和纸,不断地写啊写啊,神情是那样的专注,连孩子的叫声,也不能让他抬头。念小学时,从父母的谈话中才知道,父亲是在将外国人写的书用中文写出来,这就叫翻译。这些工作必须晚上做,因为白天父亲就要去学校教书,才能养家糊口。

  在父亲所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中,他最崇拜的作家有两位,一位是德国的雷马克,另一位是苏联的阿·托尔斯泰。父亲曾翻译了雷马克的好几部作品,其中有《生死存亡的年代》《里斯本之夜》《西线无战事》《三个战友》《流亡曲》和《凯旋门》等,而阿·托尔斯泰的作品则有《彼得大帝》《苦难的历程》三部曲等。父亲的翻译工作花得时间特别多,因为翻译时,他要收集不少语种的译本。例如翻译雷马克的《西线无战事》时,除了原著外,还参照了英译本、俄译本。翻译阿·托尔斯泰的《彼得大帝》,除原著外,还参照了英译本、德译本。父亲有时对照几个译本后,会对一词一语再三斟酌,反复推敲,对有些部分甚至会花上几年功夫,经过三番五次的修改。每当书籍出版,再次阅读后,总会觉得不满意,总是说,倘有时间,一定会把这部翻译稿重新翻译一遍。我的父亲除了教学工作外,翻译就是他生活的全部。

  常听父亲说,选择翻译作品时有两个原则,一是一定要是他喜爱的作品,除了对原作品反复阅读、仔细钻研外,还要对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有所了解;二是翻译时一定要多参照几种文本;三是译稿完成后,一定要多看几遍,多改几次,这就是我父亲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。

  第一件事是上海沦陷后,当时我大约八九岁,有一天晚上突然被敲门声惊醒,进来了几个日本兵和中国人,把家里搜查完后,就把父亲带走,当时吓得哭不出声。后来才知道父亲因为“抗日罪”被关进了76号宪兵队。一个多月后查不出任何证据被释放了,当时见到的父亲蓬头垢面,两腿艰难地行走,十个手指不能伸直。原来日本鬼子用辣椒水、电刑、老虎凳、吊打等极其残酷的刑罚折磨人,出狱不久后,一有机会,父亲就带着一家人逃离了上海。

  第二件事是“”,一夜之间父亲身上加了许多罪名,打入了牛棚,后又隔离审查,受到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迫害。经历此次折磨后,父亲的身体显得非常衰弱,但让他惦记得是失去的时间,因此被释放回家后,更加倍努力地着手翻译工作。

  第三件事是经过党长期对父亲的政审和考验,于1987年父亲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,这是他一生的追求,同时也还了他政治上的清白。

  由于父亲长期的劳累和遭受到的迫害,使他身体越发变差,几次住进了华东医院,实际上只是书桌搬了家,他总是把翻译稿带去医院,还总是那样认真地审阅和修改。记得最后一次住院是1994年10月6日那天我去看望了父亲,陪他到楼下院子里散步,临走时我送他回病房,可他执意要看我上了电梯才回去,我便对他说好好休息不要太累。哪知第二天清晨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,说爸爸病情加重,脑部出血,心脏也出现了问题。我立即赶往医院,可这时他已神志不清,紧闭双眼不能说话,随后就停止了呼吸。这时才真正意识到父亲离开我们了,昨天电梯旁是我们父女的最后一面,说的也是最后一句话。

  父亲已经离世二十三年了,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政治上有坚定的信念,工作中做到务实求精,生活上要勤俭节约。这些精神财富永存不衰,他永远是孩子的好父亲,孙辈学习的好榜样。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

忆父亲朱雯:翻译就是他生活的全部